我們都在那輛大巴上

疫情已經第三年了，看多了相同的一幕幕在各地上演，很多人恐怕都已經看麻木了，近兩個月來不止一個人跟我說，看到疫情相關的新聞時，心底已沒有任何波瀾——即便如此，已導致27人死亡的貴陽“9·18”翻車事件還是讓無數人震驚了。

確實，官方已經出來道歉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停止將密接人群轉移出去進行“社會面清零”的做法、反思現有的防疫方針，相反，只是在經驗層面進行總結——“我們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紕漏，下次會做得更嚴密”。因此，這架龐大機器的齒輪不會停下，仍在繼續往外拉人。

胡錫進已經對此定調：“這樣嚴重的交通事故本就絕不應該發生”，“但它首先是交通本身的悲劇，是生產安全事故，與客車所執行的任務不應該直接相關”。

真的只是這樣嗎？

這一轉運密接人員的車輛之所以在凌晨的山路上側翻，是因為防疫的緊急要求，也是為了避開公眾關注，否則半夜2-5點原本是大巴禁行的時段，而司機的疲勞駕駛、身穿防護服造成的視力阻礙，也都可能是潛在的因素。

正如聶日明在詳細分析這一事件之後指出的，這一事件存在諸多疑點，“絕不是什麼簡單的交通事故”：

貴陽轉運客車側翻事故不是孤案，很多城市的疫情防控時，都有大量的違法違規行為，區別僅在於其它城市還沒有發生事故。貴陽在夜裡轉運涉疫人員也不是第一例，但違法違規的事情做多了，總會有一個城市發生事故。

在這一意義上，與其像有些人說的，是27條生命“倒霉”，不如說是我們這些經歷了防疫的人“走運”，才躲過了一劫。這促使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就像喬治·艾略特所言，聽到世上的苦難就像聽到“沉寂無聲的地方突然出現了震耳欲聾的音響”。

這就是為什麼這27人的遭遇激起了那麼多人的共情，因為他們的處境，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我們自己頭上，而這不是靠我們自己小心就能避免的——什麼時候成為密接，幾乎是完全隨機的。

從事後流出的一段微信對話看，那一車上的人甚至都不清楚自己將被拉到哪裡去，因為“別人問去哪，司機都不回答”，過後才知道“說是去荔波，這輩子沒想過是這種方式去荔波”；另一位說：“唉，老實聽安排吧。”

這真是典型的中國百姓處世哲學，儘管他們並未確診也沒有危害、甚至不知道要被送往哪裡，但仍然相信應當“老實聽安排”。在那茫茫黑夜裡，他們看不清方向，不知道有什麼命運在前方等待著自己，就這樣安心地把自己交給一個不能給出任何確定性的陌生人來支配。

也就是說，那裡面原本有一種“委託-信任制”，很多人平日就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在遇到這樣的“大事”時，很自然地選擇了將自己的生死委託給一個可信賴的權威，相信它能夠安排好一切。然而事實證明，放棄自己掌控命運的權利，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是個可怕的錯誤。

很多國人其實是相當缺乏這種自主意識的。今年春天，泉州疫情緊張之際，我一位朋友因為自己在香港，放心不下老家的父母，叮囑他們：萬一有人上門要把他們轉運去方艙，一定要他們出示警號、文件，問清楚是去哪裡，明確自己的權利，並做好錄音。

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的老父親非但不聽從，相反還勃然大怒，罵她是“在香港久了，被洗腦了”。她事後跟我感嘆：“想想看，我爸還是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已經比他的絕大多數同齡人思想開通多了，但他就是那種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無條件地信任國家。”

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很多人的“乖順”是因為他們真心願意奉獻自我，並且這也符合自身利益。 “自我的覺醒”即便近年來出現了一點跡象，但仍然模模糊糊，又或即便看清楚了一點，仍然無法自主。

有一位“雁度千山”說：

為什麼都在關注貴州的大巴呢？我想，也許只是因為我們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感知到，現在自己就在無形的大巴上，只能按照別人給的路徑去走，只能按別人的行車規定來行事，沒有自己可以商量的餘地，也沒有表達自己需求的空間，只能夠上車，卻無法下車，至少在現在，還看不到下車的希望，於是在看到貴州的大巴時，便心有戚戚焉。

我不知道這件事會推動什麼樣的實質性改變，那些不願意醒來的人肯定仍然會繼續呆在自己的繭房裡，但它至少會催醒一部分人。這樣的事件讓所有人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共同體意識：我們都共享著一種難以逃脫的處境；但如果大環境一時之間無法改變，那我們至少可以試著改變自己。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並不清楚“自己”是誰。很多人抱著“大局觀”來看待現實，他們之所以能這麼想，一部分人是因為自身的真正利益在防疫期間並未受影響，但另有一部分人是不清楚自己的利益，以至於受了影響而不自知。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天真，對自身利益並沒有清晰的認知。

在群裡談起，有人說：“對，我覺得現在發聲的都是您說的後者，前者反而謹小慎微，很少發聲。昨天在群裡就見了一個，大家都在聊貴州車禍太慘了，他就說，我是普通人，新冠會導致擠兌，我為了自己，支持動態清零。很多人跟他說疫情后會為了防止擠兌直接封掉醫療資源，他就翻來覆去的說為了他父母的健康也堅決支持動態清零。”

難就難在這裡：對自身利益有清楚的認知，這本身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現，標誌著社會現代化的成功；然而反過來，沒有這種認知，我們也就很難真正“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