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嗎？

8月24日，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一文，連日來在坊間激起巨大爭議。雖然也有像胡文輝的看法認為，從史學上來說，此文的觀點是立得住的，至少有其可取之處，但絕大多數人的反應，看來是把這看作一個最新的信號，用我一位朋友的話說，“懂了，看來'閉關鎖國'並不愚昧落後，明清時期早就開始'內循環'的艱難探索了！”

不止一個人來問我的看法，本來我不打算捲入這樣的論戰，何況這兩天也脫不開身，但看了太多人的爭論，忍不住也在這裡說幾句。

我發現，幾乎所有人的看法，都預設了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歷史和現實仍然是一個連續體。也就是說，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有何意義，仍然對當下產生著潛在的微妙影響。

正因此，當人們看到“閉關鎖國有利論”時，第一反應想到的不是歷史事實如何，而是這發出了一個什麼樣的信號。說實話，歷史上的閉關鎖國究竟是怎麼回事，作為一個學術議題恐怕沒多少人關心，這次之所以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完全是因為它隱含的現實意味。

“修明經略”的一篇文章在談及這次的事件時，其觀點就相當有代表性：

歷史研究總是為當代服務的，歷史結論往往是和當代的政治聯繫在一起，對過往事件的評價的變化其實反映了當下的趨勢，這是需要萬分注意的。

既然如此，那麼討論歷史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現實政治問題。進而言之，一個人的歷史觀，常常折射出他的現實政治觀點；也因此，中國人對歷史的興趣，其實往往出於對政治的興趣。至少在這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仍未過時。

人們如此敏感，並非只是捕風捉影。在過往的歷史上，對歷史的重新挖掘、詮釋，曾一再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往往合理化了當下的現實，以至於有人感嘆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適的原意是否如此，也有爭論，姑置不論）。

1979年，清史權威戴逸就曾寫過《閉關政策的歷史教訓》，胡文輝說此文“是批評'閉關鎖國'的當代史學先鋒，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顯然意在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在性質上是'影射史學'的延伸”。

中國股市1989年成立時，我記得當時報紙上也有考證文章，從馬克思的日記裡翻出革命導師也曾炒股，證明他至少並不反對股市。不管這樣的文章立論如何，但它出現的時間點、具有什麼意味，中國人通常只要鼻子聞一下就都懂了。

基辛格就曾感嘆，雖然新中國誓言要“與封建歷史決裂”，但卻無人質疑“距今久遠的歷史先例與中國當前的戰略需求是否相干”，似乎都覺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由一個美國人發出這樣的感嘆確實也再恰當不過，畢竟這個國家歷史太淺短，以至於太多創新根本沒有先例可以援引。

當文明處仍處於傳統和現實的連續體之中時，不論古今中外，都會無師自通地通過對歷史的重新詮釋來開闢新的道路，也就是把“創新”說成是“復古”，以表示當下的做法既不新鮮，也是合理的。 《海洋與權力》一書中談到古希臘人的這種傾向：

雖然雅典有意識地選擇成為一個海權，發展一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但這一進程是由既存的思想和範例決定的。在希臘世界裡，活躍的變化需要用過去的先例來加以確認，而這些先例往往是經過重新想像的，甚至根本就是虛構出來的。

這種做法，意味著“傳統”不僅仍然是相當有活力的，從而能不斷自我更新，而且也是為當下行為提供合理性的權威源泉。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人的這種自發傾向表明，雖然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就宣告與傳統決裂，但實際上社會心態仍未擺脫這種傳統與現實的連續體。

然而，基辛格的反應也表明，雖然中國人對此習以為常，但其實並不必然如此。很多現代製度創新是與傳統斷裂的結果，當然也無須藉傳統來為自己正名——對一個朝向未來的社會來說，“過去”也不再是權威的來源了，對一個現代人來說，就算過去的人是如此行事，那又怎樣？這就表明我也得如此行事嗎？

更重要的是，正如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洞察到的，新的話語其實在不斷地“循環穿梭”於自己的干預對象之中，不斷重新構建著那個客體，並使得對方也學會了用這樣的方式來思考。

如果說這聽起來很抽象，那這麼說吧：如果人人都意識到，對過去的重新詮釋其實不過是在為當下現實服務，那麼這種重新詮釋就難以成功。

試想一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前，先撰寫了《孔子改制考》，試圖證明孔子其實就曾變革製度，以此表明自己的做法正是尊奉先聖所為。然而，不管他本人是否相信，大多數人卻都相信他根本只是“古為今用”而已，只不過讚許者推崇他變法的勇氣，而反對者覺得他曲解經文，簡直一派胡言，好像沒有哪個經學大師認真看待這本書在學術上的價值。

或許可以說，在經學衰落之後，史學部分起到了原本經學的作用。歷史學家朱維錚曾發現，中國學術史的規律之一是“學隨術變”，其意無非是說，當政治關切的重心變動時，治學方向也會隨之轉移，就像當初史學研究的“五朵金花”。然而問題在於，這麼做的結果，往往不僅是學術價值可疑，能起到多大作用恐怕也難說——因為人人都知道，根本上的動力不在於此，“對傳統的重新詮釋”已淪為“緣飾之說”。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歷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而是“打扮她幹嘛？”奧威爾曾有一句著名的斷言：“誰控製過去，誰就能控制將來。”但到了後現代社會，“控製過去”可能也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控制將來”的道路一定要經過“控製過去”嗎？

當一個社會真正實現現代化之後，雖然歷史和傳統仍是某些意義的來源，但邁向現代的斷裂越徹底，人們就越是無須從過往中尋求當下變動的合理性。

1889年法國大革命百年之際，圍繞著這一歷史事件的諸多問題，不同政治派別曾展開長期激烈的論辯，此時歷史仍是鮮活的、激發著新思潮；但到了1989年兩百週年之際，這個國慶節對法國人來說已經只是一個放氣球的歡樂假日了。歷史真正成了過往，而“過往如異國”，既陌生又與當下生活並無多少相干。

然而正因此，歷史也獲得了解放，它無須再承受重負，而真正成了可以進行客體化研究的對象——反正無論歷史學家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對人們來說也不過是知識分子無傷大雅的興趣罷了，就隨他們去吧。

多年前我就注意到，年輕一代對於許多歷史已經淡忘了，對他們來說那隻是模糊的一團，無論是什麼形狀，對自己的現實生活都沒多大影響，甚至無法理解你們為何如此認真看待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我一時感嘆，這樣新的一代人是幸運的，他們無須承受沉重的歷史，或許也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轉機——結果是你可以想見的，我在此後幾年內，都不時被一些人震驚之下嘲諷為“替無腦的小粉紅洗地”，並質問我，難道不知道“忘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嗎？

經歷了這些，我也能想見，當“歷史-現實連續體”尚未斷裂之際，像胡文輝這樣的討論，無論其本意如何，也可能被人看作是在為“閉關鎖國有利論”洗地。至於我本人，其實並不關心這個問題本身，因為在我看來，這實在沒多大意義——想想看，現在誰還認真看待“資本主義萌芽”這樣的問題？不論在當時如何轟動一時，事後來看，其本身在學術上就不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

坦白說，在這樣的問題上浪費時間是不值得的，時過境遷之後，我們甚至會驚訝，為什麼有那麼多聰明的頭腦都花費那麼多時間為此爭論。當然，它畢竟也不是全然沒有意義——雖然圍繞這個問題本身的論述沒多少學術價值，但人們為什麼會這樣激辯，卻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人們身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