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排口罩事件”看公眾心態變化

這兩天，無數人都在關註一件事：在菲律賓舉行的女排亞洲杯小組賽上，此前三連勝的中國女排在對陣伊朗隊時，第一局全場戴著口罩，結果以24:26輸掉了比賽。幸好從第二局起，她們摘掉了口罩，後面三局以25:19、25:10、25:13輕鬆拿下，最終以小組第一晉級八強。

比分的大幅翻轉，愈加給人一種印象：女排姑娘之所以在第一局輸給伊朗隊這樣的弱旅，完全是因為她們呼吸不暢，被束縛住了手腳，進而質疑有何必要這麼做——“劇烈運動時不該戴口罩，難道不是常識嗎？”

一時之間，網上出現了大量段子，不知道這樣不顧選手運動狀態的做法有何必要，甚至影射這實屬“愚昧”，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合時宜的怪誕行為藝術。

在遭受廣泛的公眾質疑之後，中國排協發表了一份聲明：

這份聲明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是今天凌晨03:55才發布的，此時距離比賽結束已有10個小時。如果只是一個簡單的狀況說明，就算加上打電話溝通、寫通告的時間，1小時也足夠了。為什麼會搞到半夜才發，可想或是茲事體大，領導們需要時間商量，又或是特意找個沒人會怎麼在意的時間點，免得一發佈出來就炸鍋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所謂“保護運動員健康”、“臨場經驗不足”，大抵都是托詞，當時真實的想法恐怕是這樣：眼下有兩個相互衝突的KPI，一是防疫，二是贏球；防疫是當前重中之重，本以為伊朗是弱旅，戴著口罩也能拿下，但沒想到輸了一局，要真輸了比賽可就難堪了，於是發現還是另一個KPI更重要。本以為這是小事，沒料到輿論嘩然，這時它說，自己最看重的其實是第三個KPI：隊員的健康。

“張3豐”在《看看排協道歉信是如何推卸責任的》中說，這番說法是在輕描淡寫，

這一段話敘事的精髓，就是巧妙使用三個主語，“我們”“我們運動員”和“隊伍”。當談到責任時，多使用“隊伍”和“我們運動員”（看上去是“我們”，其實是“運動員”）這樣範圍更大含義也更模糊的詞。在“承擔”責任的時候，同時甩掉了責任。

你們不是打排球，是踢皮球。

對於這些責難，胡錫進挖苦：

我覺得女排不是比賽臨場經驗不足，是應對互聯網的“臨場經驗”不足。她們不知道自己在賽場打球，自己的臨場判斷首先要和互聯網的判斷接軌，讓網友們覺得對。否則的話，他們發現不對勁摘了口罩也白搭，3比1贏了、4戰4捷也白搭。

有一點他倒是說對了：排協所表現出來的反應，確屬“應對互聯網的'臨場經驗'不足”，它看來既沒想到公眾會有這麼大反應，甚至也不知道人們為什麼會這樣反應。至於胡錫進，雖然對公眾的反應敏感多了，但他卻諷刺網友吹毛求疵，要讓一切都順自己的意。

我在意的既不是這場比賽本身，也不是這份聲明所隱含的體育官僚主義（這也都是老話題了），而是公眾對這一事件的反應：至少從網上來看，人們普遍覺得運動員戴口罩比賽是不必要的，甚至根本就是個笑話。

當然，也有人翻出早先巴西隊、美國隊在比賽中戴口罩的照片，然而很快就有人提醒：那最早也是2021年時的事了，當時確實疫情很嚴重，可現在都2022年了。這就是問題所在：無論是胡錫進還是“別人也一樣”的舊照片，都已經無法證明當下戴口罩比賽的合理性。

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3月，我就曾在一篇《 日常心態與戰時心態》中寫過：“歐美社會進入戰時狀態慢，但一旦結束，擺脫出來快；中國社會卻相反，進入很快，擺脫出來卻往往很慢，有時，這種被圍心態（siege mentality）甚至將一直伴隨著我們。”

很不幸，兩年多來疫情的發展剛好印證了這一預感：哪怕在海外，在周圍人還滿不在乎時，華人往往是最先開始戴口罩的那一批人；而在今年春以來，當各國開始紛紛宣布疫情結束，生活正常化之際，我們的防疫卻一年更比一年緊。

經歷多了，我也能更好的體會那時戰爭中的人所具有的心態：戰爭延續了一年又一年，據說前線都是勝利，但捷報一次接著一次，戰爭卻總也結束不了。

不一樣的是，如今人們的心態還是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最早的跡像出現於上海封城最緊張的時刻，5月3日，中國國航機組人員渾身穿著防護服，尷尬地穿行於早已宣布正常化的洛杉磯機場。

當時網上有人嘲諷：“在機場這樣穿防護服會不會和當年看辮子髮型一樣，做好防護措施，那可是病毒的'大本營'。在美國穿這個，只要有尷尬沒有別的，做的太好了，應該給國航點贊給機組人員鼓掌。到了病毒區當然要嚴防死守了，沒有錯，病毒一天不消失，我們就堅持穿下去，為我們是中國人而自豪。”

有人表示懷疑：“保護是ok的，但是，出了機場到酒店脫不脫啊？不脫的話在那邊就一直穿著？脫的話，這種防護衣服都要在無菌的環境再穿點吧，否則沒意義。”

還有人說：“用70年前的思維管理一群90後00後的孩子們，確實不好整了，這次之後，連我40多歲的表哥那一輩甚至我爹媽都看出了一些端倪，他們以前可是感恩的一輩啊。”

我周圍的許多人，從一開始堅決支持嚴防死守，甚至慶幸“風景這邊獨好”，到今春以來漸漸看不懂這是在幹嘛，到現在則全然麻木，反正配合著定期捅喉嚨就是——這甚至好像成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標配。

大部分時候，人們是以一種消極的忍耐或犬儒的嘲諷來應對這些，那句英文“be positive, be patient”（保持積極，保持耐心）不知被誰根據重譯成了“成為陽性，成為病人”，一語雙關，誰也想不到它在疫情之下竟然具備了這樣另一重意味。

前一陣看到網上一位“天菜殺手”寫道：“咱老中這一輩子活得像倉鼠，眼神永遠透著一種戰戰兢兢，不管你賺多少錢還是獲得多少成功，你家庭有多完美，但心里永遠都繃緊一根弦，時刻準備著某天一覺醒來身邊的一切嘎嘣一下全部清零，包括健康或生命。為什麼啊，憑什麼，我就是想不通這個。”

即便去年也有一些疲憊的聲音，但社會心態的變化，從來沒有像今春以來這樣劇烈。和我當初預想的有所不同的是，那種圍困的心態畢竟沒有一直伴隨著我們，還是有相當多的人開始覺察到有什麼不對了。這種覺醒的速度甚至比我設想的還要快多了，尤其是在上海封城之後，似乎不久之前還被認為是“正常”的事，一夜之間就變得相當“不正常”了。

這就是問題所在：女排戴口罩比賽，這件事放在一年前，乃至半年前，可能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甚至不戴口罩人們反而覺得有問題，因為當時對疫情的判斷仍然讓人覺得這有其必要，然而現在，只要稍微關心一點世界新聞的人都會意識到，我們才成了異類。

“女排口罩事件”只是茶杯裡的風波，沒幾天可能就會被其它新聞所淹沒，真正重要的並不是這一事件本身，而是由此折射出整個社會心態對於何謂“正常”和“不正常”的判斷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或許意味著，人們已經為迎接後疫情時代做好了心理準備，現在的問題只是：這一天什麼時候、將以什麼方式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