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春天

上海短暫的春天已經過去了，無聲無息。之前看過一篇科普，按氣候學上的界定，上海的春天年均只有37天，而從3月24日起，像絕大部分上海人一樣，我就再沒能邁出小區一步。

有一段時間，下樓做核酸是每天唯一被允許走出樓道放風的機會。看到春光明媚，孩子們說，他們想念往年去江濱騎車、踏青、野餐的日子，聽得我也一陣悵然，誰不想念呢？

此時，唯一能寬慰自己的想法是：沒了我們，大自然或許可以更好。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感覺小區裡今春連蝴蝶、蜻蜓和甲蟲都變多了，或許也因為少了汽車尾氣和喧鬧，樹木更是無人修剪，蓊蓊鬱鬱，讓人感覺除了人靜止之外，萬物都在生長。

和別處一樣，以往小區裡最常見的鳥種無非是上海的“四大金剛”（珠頸斑鳩、麻雀、白頭鵯、烏鶇），遠東山雀、絲光椋鳥、棕頭鴉雀之類也不時可見，但這兩個月居然還有兩次見到了白鷺和夜鷺，本來它們都出沒於後灘的水濱，現在大著膽子擴展了自己的領地。

這倒未必是它們察覺到了我們的沉寂。鳥類學家Steve Hitti曾說過：“如果人類消失了，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鳥類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件事。”對生態系統來說，我們極有可能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重要。

反過來，這些鳥兒對我們的生活卻可能很重要。一位朋友和我說，被封在小區裡的這段時光，她每天的高興事就是突破封鎖線去和鄰居家的鸚鵡對話。

我談不上對觀鳥有多大興趣，只不過從小在鄉下長大，很自然地就成為我鄉土情結的一部分。在這個小區裡住了整整20年，雖然一度還曾想做一份“1平方公里的生態”，記錄這裡的草木鳥獸，但總是顧不過來，直到現在無處可去，只能翻來覆去觀察這塊郵票大小的地方。

話是這麼說，我得承認，絕大多數時間即便身在樓下，我也還是在散步、閱讀、沉思，往往是孩子看到了我沒看到的東西。昨天老大興奮地告訴我，在香樟樹葉叢裡，發現一隻絲光椋鳥幼鳥，還不會飛，只會呆呆地蹲在樹枝上。早春時分，他還發現了一隻烏鶇的鳥巢，每天去看，直到幼鳥全部離巢。

住了這麼多年，小區裡有些角落我還是第一次去，因為平日里都是固定路線就出門去了，從不覺得那些角落有什麼值得探究的。也是這次才發現，每棟樓的通風口，常常都成為鳥巢，似乎絲光椋鳥尤其喜歡在那裡做窩。月初，在水池邊的假山旁，第一次見到了刺猬，那是一隻死掉的小刺猬，孩子有點難過，嘟囔：“它的爸爸媽媽應該也在附近吧？”

在這個寂靜的春天，很難不想起蕾切爾·卡森的名著——1962年，她出版了《寂靜的春天》，到現在剛好一甲子。她開篇就虛設了一個風景優美的小鎮，但不久，“一個奇怪的陰影遮蓋了這個地區，一切都開始變化”，“神秘莫測的疾病”籠罩著村鎮，人群中“出現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釋的死亡現象”，“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鳥鳴的音浪消失了，魚群在死去，果樹也因為得不到授粉而結不出果實，這“不是魔法，也不是敵人的活動使這個受損害的世界的生命無法復生，而是人們自己使自己受害”。

當下的處境當然有所不同，說來令人啼笑皆非，由於我們的愚行，可能倒也無意中做對了點什麼：一牆之隔的那個世界，看起來像是已經讓給動物們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地鐵人民廣場站外，很多野貓在曬太陽；空蕩蕩的馬路上，成群的野狗遊蕩；在新涇路上，居然還有孔雀在散步。

這兩個月來，這座城市在驟然沉寂下來之後，自然正在復蘇。當然，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到強烈的人工干預，所謂“自然”大抵也是馴化的景觀，但即便如此，當這種馴化停止，一個“文化為野”（rebarbarization）的反向進程就開始了。

時不時地，看到有人分享這座城市靜止下來後的景象：滯留倉庫一個月的葡萄苗都爬藤了；外灘的石縫間長草了；環貿奢侈品店外的台階上長滿了各種植物；張江足球場的草更是瘋長。

儘管有植物達人指出，這些植物本身有些也不完全是野草，彷彿不能算是“自然”，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讓人看到了我們消失之後，這座城市會變成什麼樣，而平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城市景象，其實都是無數人不斷加以維護的結果。

在網上，這有時激起了一種混雜著哀傷、感慨和戲謔的情緒，有一位移民多年的朋友頗感不解：“當時歐洲大封鎖的時候，到處讚美和傳誦生態的恢復。這反差太大了！”

當然，歐洲也不是一直如此。羅馬帝國衰亡後，繁盛一時的鬥獸場淪為廢墟，到1850年代，英國植物學家理查德·迪金寫了一部《羅馬鬥獸場植物誌》，列出這座廢墟上的420種野生植物，其中56種草類，41種豆科植物，有些在西歐甚至相當罕見，可能其種子最早是藏在野獸皮毛中遠道而來。不過15年後，意大利新政府將羅馬鬥獸場的管理權交給了專業考古學家，然後，幾乎每一株植物都被從牆壁上清除掉了。

冷戰結束後，英國皇家空軍格林漢姆基地不再作為核基地，大自然的反擊隨即開始，“蝙蝠棲息在導彈發射井內，黃條背蟾蜍躲在舊彈藥箱裡”。 1996年，勞拉·史賓妮在《新科學家》雜誌上撰文，假想了倫敦在被廢棄後，一點點恢復成從前那樣的一片沼澤。那隻需要大約250年。

作為一個建造在海濱濕地上的城市，上海如果有那一天，命運恐怕也差不多——按照倫敦的推算，兩個月相當於完成了進度條上最初的1/1500。看開了就覺得，那也沒什麼，畢竟歷史上遭到廢棄的古城不計其數，有多少都已鞠為茂草。從生態恢復的角度來說，也不算是壞事。

我們所珍視的文明，在時空的尺度上，可能也不過是一段有限的生命，只不過對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才會相信它是不死的永恆之城。這很可能是一種錯覺。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人、所有城市，都“寄生”在地球表面，地球就是我們的宿主。病毒憑藉自己的生物本能，還知道殺死宿主的結果將是自己也無法存活，但人類在沒有了天敵之後，才剛剛開始學習進化的這一課。

《寂靜的春天》一書的扉頁題詞說，此書獻給人道主義哲學家艾伯特·施韋策，因為是他申明了“人類已經失去預見和自製能力，人類自身將摧毀地球並隨之而滅亡”之論。他當然是對的，但就像常有人說的，歷史的教訓是：人類從不吸取歷史教訓。這就看我們能不能在摧毀宿主之前，進化出新人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