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之下的生日

時至今日，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但這個日子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義：今天是我生日。

我得承認，就在一個月前，我都不曾料想到，自己會在封城中迎來自己的生日，那看起來多少像是個荒誕的反烏托邦笑話。然而，它就這麼發生了。那種感覺，就好像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甲蟲，但卻既可悲又值得慶幸地仍然保有著人類的意識。

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禮物。卡爾維諾《意大利童話》一書的序言裡說：“人一旦被異化、被分裂，淪落為非人的困境，他立時比自我完整時更能確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圍的現實面貌，理解他作為正常人時完全忽略或無法理解的事物。”

以前，這對我來說是抽象的理論，現在變成了切身的感知。當時代的大浪湧來，我和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間淹沒，在深深的水底，無法正常呼吸，但睜開眼睛時，也看到了平常無法看見、乃至無法理解的現實。那是屬於我們的啟示錄，從中獲得什麼啟示，將決定我們今後如何生活。

前些天，有外地朋友問我心情如何，她知道我有家族遺傳的輕度高血壓，擔心我情緒太波動。還好，我並不焦躁，無悲無喜。雖然身在重災區浦東，但我反倒獲得了一種風暴眼中的平靜。

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也這樣，但我在看待當下密集發生的現實事件時，既有一種置身其中的切身感，又有一種數十年後回望歷史的距離感。當你看清這時代人命如螻蟻，距離野蠻僅有一步之遙時，更需要冷靜下來，想清楚自己的餘生應該做什麼。

我的人生已過半，極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不能浪費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在餘下的時光裡能創造什麼、留下什麼，將證明我曾活過，並決定我在死後還能活多久。

堂妹有一次打電話給我，我也說起人生已半。她輕笑了一下說，哥哥，你比我樂觀，我覺得剩下的日子已經沒有一半那麼多了。她比我小兩歲，但是她說，想起她父親一向健康，誰料想六十多就得絕症沒了，人生如此無常，年輕時的很多慾念都淡了，就放過自己和孩子，過好每一天吧。

我已經45歲了。父親這歲數時，我已滿18歲，正面臨高考最嚴峻的關頭。那是改變我命運的一年，彷彿就在昨天，但那時太年輕，幾乎無法想像自己像父親那麼老的時候會是什麼樣。

回想起來，我到現在為止的人生，其實算得平順。如果以每九年為一個階段，它可以整齊地分為五段：最初的九年，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記憶，作為一個少不更事的鄉下少年，生活在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10歲，在西北多年的父親回來了，我的人生也逐漸清晰，尤其在進入高中後，在那裡遇到一生的知交張暉，都是小地方的年輕人，我們那時對島外的世界有著許多相似的憧憬，那是值得帶進墳墓的記憶。

18歲，在高考失利後，我迎來了可能是人生中最嚴重的精神危機。後來想想，如果遲早要幻滅，那早一點幻滅或許還是好的。那一年，我的學術理想破滅了，儘管在別人看來或許只是無病呻吟，但對當時我來說，是毫不誇張的毀滅性打擊。一年之後，我才拎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拔出泥淖。

在那之後，我沒有再被什麼擊潰過。這場精神危機讓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既非天才，原先的夢想也千瘡百孔，我被迫收斂自我，在現實生活的夾縫中活下去，但仍要保留無法熄滅的殘存夢想。笛卡爾說得對，“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絕望地基上，才能安全地建造靈魂的居所。”

在那之後的整整九年，是我荒蕪的青春期，工作後滿負荷的忙碌，更使我一度煩躁地讀不下任何書。重新開始閱讀寫作時，我已經27歲了，年少時的夢想似乎已離我遠去。開始那兩年，我記得還有朋友爭論過，像維舟這樣很難被歸類的寫作，能否得到學術界的認可。說實話，我自己都沒想過。

那是很隨心寫作的九年，我有本職工作養家糊口，也不指望能靠寫作養活自己，那在國內畢竟太難。 2013年，張暉的英年早逝，給了我沉重一擊。那一年我36歲，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也重新省察自己過往人生的意義，在那之前，我並沒有真正活過。

那時我理解了村上春樹說的，超過了一定年齡，所謂人生，無非是一個不斷喪失的過程。對你人生很寶貴的東西會一個接一個，像梳子豁了齒一樣從手中滑落。但我想補充的是，當這些喪失時，記憶和寫作是唯一保存它們的方式。我將竭盡全力確保它們在我的記憶里永生。

在那之後的九年，我又經歷了許多。當然，就像許多人一樣，可能衝擊最大的是2020年爆發的疫情和幾個月後自己的失業。和18歲那時不一樣，這次我很平靜地就接受了，對我來說，那是“換一種活法”的契機。或許那沒什麼不好。

實際上，我覺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只不過那更多指向內心而不是外部。我不再那麼屈從於生活現實，而更堅持把自己的時間留著去做自己真正願意做的事，因為我餘下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當然知道，我們所熟知的過往，這兩年來已被反复摧毀，成為一地廢墟，甚至不知道下一輪轟炸什麼時候到來。那位失聰的詩人伊利亞·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寫下的僅有兩句的短詩《問題》，就像是我們時代的預言：“什麼是人？/兩次連續轟炸之間的寂靜。”

他和我同歲，出生於鐵幕之下的蘇聯，1993年以難民身份到美國，第二年在父親去世後開始寫詩。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過：“我選擇英語，因為我的家人和朋友沒人懂這種語言，和我說話的人沒人能讀我寫的東西。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語言，那是一個平行現實，一個瘋狂而美麗的自由。它仍然是。”

我能理解他這種感受，有時我也覺得（這說起來可能顯得有幾分令人不快的傲慢），雖然自己是用母語寫作，但周圍很多人同樣並不理解我的語言。同一種語言把我們分隔開。

我不會別的技藝，但還是可以用語言來創造一個可供棲居其中的精神掩體。這就是黑格爾曾說過的，藝術家會“為他自己設想出並回復到一種獨特的與世隔絕的狀態，這種隔絕使他能夠找回那些已經失落的東西”。

時代的變動不會到此為止，有時就像索爾仁尼琴筆下那個巨大的紅輪，你倚靠著它昏昏欲睡，但是它卻忽然開始以不可阻擋的力量轉動起來，勾起你的衣物，甚至要把你整個人捲進巨大的齒輪裝置中去。對我們每個人而言，這都是恐怖的現實。在被碾壓之前，我們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過的證據，而除了發聲、創造之外，別無他途。

人生如負重遠行，不可急躁。人過中年，我所負的重量可能更多了，而遠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嶇了，但也因此，更不可急躁，那不過就是人生日常。

我在想，卡夫卡筆下的《變形記》，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格里高利並不是突然發現自己變成甲蟲，而是背負厚重甲殼才是他生活的真相，原先為人的日子才是一場夢。不過，沒有關係，有夢有記憶也是好事，也能讓他發現殘酷真相時，堅持自我，“我曾經是個人”，僅僅這個想法本身，就是堅不可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