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被誤判陽性

昨天，一對上海夫婦被敲門告知：根據區疾控中心指令，他們被判定陽性，收拾一下，馬上就得轉運去方艙醫院。

問題是，他們自己手頭的核酸檢測結果卻都是陰性，那到底以哪個為準？他們要求查看報告、請求復核，都遭到拒絕，因為執行人員只管把人帶走。他們幾度情緒崩潰，“我們都是陰性，我怎麼跟你走？你這是要把我活活逼成陽性！”

這段20分鐘的錄音流出後，瞬間激起無數人的共鳴。因為誰都清楚，同樣的情形隨時都可能降臨到自己頭上。

一位朋友尤感震驚：“我的天，這可是在上海啊！”她不是上海人，在上海也沒有房子，但她之前曾半開玩笑說過，之所以還“賴著”，是因為疫情之下發現，大城市多少有一些稀缺的安全感，“像我老家那樣三四線城市的魔幻操作，不會發生在上海”——現在，連這一點也破滅了。

正因此，也有人開玩笑說，看來這次封城過後，上海房價要跌。還有朋友說，上海還是好些，換作別處，跟你嗶嗶20分鐘還不動手？ ——當然，這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在這時代的風浪中，無人能倖免於這樣一粒灰落到自己頭上，因為你是否感染新冠，完全是隨機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說有什麼不一樣的處境，那都需要你拼命去爭取。

那對夫婦有可能是陽性嗎？據他們說，之前就和疾控中心溝通過，得知是下面醫院報上來的，而醫院給出的是陰性，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被認定為是陰性，大概率是處理過程中把他們和其他陽性濃厚了。

不論如何，兩份報告，總有一份是錯的，那你被誤判了，誰來承擔責任？為何可以不用出示任何文書就能隨意帶走市民？甚至，你怎麼能相信來敲門的這個人的真實身份？難道只憑陌生人的一句話，你就得白白吃苦？

我知道，有人會說：“那拿來了材料證明，你還有什麼話說？結果還不是一樣？”——這不一樣，如果你容許自己被隨意帶走，那意味著出現什麼結果，都是你自動讓出了權利。

我也看到有些人嗤之以鼻：“上海就是刁民多，疾控中心還能冤枉你？有什麼好矯情的，不就是方艙住幾天嘛，又不會死。”

這種論調在國內很常見，但不客氣地說，往往越是這種人，對他人所受的苦難越是麻木，甚至哪怕事後發現弄錯了，也只會輕描淡寫一句“出發點是好的”，讓你受委屈了，但別放在心上了。如果你還不依不饒，那就有“小肚雞腸”之類的帽子等著你。

不管在別人眼裡看來是多小的事，對個體而言都不是小事。當你陷入這樣的處境時，能讓你免於被任意對待的，就只能憑藉較真到底的程序正義。

在錄音中，那位夫婦也不止一次表示，他們不是不配合防疫，但堅持要求按流程來辦：先复核證明自己一家確實是陽性，再出具書面材料。這看起來確實是斤斤計較的摳細節，但正如法學家Richard Posner曾說過的：“拘泥細節的條文主義是賤民的保護傘。”

如果不這樣，還能怎樣？

作家六六曾在武漢封城之後大唱讚歌，說：“你在中國，就是中彩票了！”然而，現在她自己母親困在上海，她也對她媽說了真話：“你這一輩子，沒有自主選擇這回事。”

應該說，這可能是中國人更具典型性的一種選擇：相信權威，認命。儘管這看起來像是“自願”的，但就像六六自己也承認的，那其實出自絕望——因為她看不到其它選擇，只能說服自己相信，認命就是最好的。

在我們的傳統中，常常與這種認命態度相連的，還有一種慣常的做法，那就是“動之以情”。實際上，六六也是這麼做的，只不過她是對自己母親和社交媒體上的朋友這樣，而對權威採取認命的態度。

這種“動之以情”，在更多時候是通過“訴苦”，來請求“槍口抬高一寸”。雖然遠隔千年，杜甫的名篇《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的場景，看起來和當下也依稀相似。然而，就像我們在這首詩中看到的，不管老婦如何申訴自家的苦處，看來她打動的是詩人和我們這些讀者，那些衙役不管感動沒感動，最終還是把她帶走了。

到了今天，這種做法要想奏效，已經變得越來越難——因為它要奏效，不僅需要激發共情，更重要的是執行者有一定的靈活權限。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在札幌暴走了一整天，算好了時間，在黃昏趕去大通公園盡頭的札幌市資料館。急匆匆剛踏進去，就被看門老頭喝止住了。我心里納悶，自己查過，這裡不需要門票，時間按說也還有1小時才關門，為什麼不讓我進？問了兩句，他嘆了口氣，揮揮手讓我進去了。

當時我急著在僅剩的時間裡參觀，等到出來，在門口定下來想了想，忽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出來旅遊了幾天，我忘了今天是星期一，原本是閉館日。這就是他為什麼要阻止我，但想必聽了我結結巴巴的日語，想想我這個“老外”來一趟不容易，也不廢話解釋了，就放行了。

這是一件小事，但卻刷新了我對札幌乃至日本的認識，細想想，他肯與人方便，也得他有靈活的權限，否則，如果閉館日放遊客進去參觀，就以違規論處，讓他丟了飯碗，我相信他也很難表現出這樣的善意——這絕非否認他的善意，畢竟有了權限，但仍然不肯與人方便、甚或拿來權力尋租的，我們也見多了。

在國內社會的現實中，常常要么是你說破嘴都沒用（因為權力本身就阻礙共情），要么是對方根本沒有權限——當然，這很微妙，不乏有人相信，“其實還是有辦法的，只是你沒找對人”。

越是基層的執行者，這種靈活性越差，有時甚至你跟他訴苦，他還反過來也跟你訴苦，說自己也是奉命行事，希望你“理解配合”，支持他的工作。這就是訴苦策略弔詭的地方：它既可以被一方用來爭取權利，有時竟然還能被另一方用來擠壓權利訴求並貫徹執行。

去年哈爾濱防疫封控時，也曾有一條視頻流出，警察上門貼封條，男主人很暴躁，但女主人則耐著性子，有理有節地再三說明，不是不配合，但家裡真的沒米沒菜了，別只管貼封條，也幫著解決下生活困難。然而，說破了嘴，感動了無數網友，但看來也沒感動警察——他說自己的工作就只是貼封條。

跟上海的這次錄音一樣，哈爾濱的這一事件的細節處境不同，但執行者同樣毫無通融餘地（當然也沒動手），也是主要由女主人出面，只不過哈爾濱的這位大姐更“動之以情”，而上海的這位女性則更堅持程序。

不知不覺間，我們已身陷卡夫卡小說中的境地：面對龐大機器如渺小微塵的個體，既不能繞開它，又不能和它講道理，卻隨時可能被它所碾壓。這是一種令人既心煩又恐懼的荒誕處境，此時，如果你既不想認命，又不能再指望能對它“動之以情”，那你最好準備好一副較真到底的強大神經。

套用那句老話，背後就是家，我們不能後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