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防疫何以至此

上海本輪疫情已持續一個多月，至今仍處於高位，這兩天新增確診+無症狀感染者每天都超過2萬人。有朋友對此深感困惑：“都封得這麼嚴了，為什麼還這樣？到底哪裡沒做到位？”

他這麼問，隱含著一個前提：只要封得夠嚴，“本應”迅速好轉。照這個思路，確實無法理解，因為他沒有考慮另一種可能：封控手段對這種新病毒已經無效、或效力有限了——就像你築堤壩可以堵住水流，但卻擋不住水汽。

上海這次防疫何以陷入今天這樣的境地？現在回頭來看，或許從一開始，這就是不可避免的。

沒錯，不是沒有人預料到疫情會爆發，現在很多人提到張文宏早在1月就提醒，要針對“疫情規模超出現在5倍或者10倍”做好預案。

然而，冷靜下來想想，恐怕張文宏也沒料到是現在這番情形，因為顯而易見的，現在相比起上海此前兩年裡零星的感染病例，何止是5-10倍的規模？那是上千倍的海嘯！

我當然並不比他更高明，出於對開放後病例暴增的隱憂，1月20日我寫過一篇《 上海能扛住嗎？ 》，然而我得承認，當時我想的仍然是上海原有那套“精準防控”模式下如何更好、更快速地處理更多病例——換言之，是舊有模式的優化，而沒有覺察到這套模式隱藏的問題。

“精準防控”是一種走鋼絲般的微妙平衡，看上去簡直完美地兼顧了多個目標：

• 快速、專業地控製本地疫情，幾乎沒有外溢；
• 醫療資源未被擠兌，沒有次生災害；
• 對社會生活、經濟活動的干擾最小化；
• 保障個體的權利。

更妙的是，“精準防控”雖然常被視為上海獨有的模式，但其實也完全吻合“動態清零”的要求。直到4月5日，在外界看來上海的“精準防控”早成往事時，張伯禮院士在接受采訪時仍表示，“當前上海全市上下，全國上下都要統一思想、堅定信念，就是堅持精準防控、動態清零”。

正因為當時做得太成功，上海的表現曾引來無數好評，以至於許多人都好奇一點：“上海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但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這種平衡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小心謹慎，其實很容易顛覆。

專欄作家劉遠舉日前在一篇《 疫情中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判斷，並未過時》的文章裡說：

政府能力也不是按照疫情來設計的，一旦壓力越過一個閾值，政府能力跟不上，就會出現混亂。上海、吉林，西安都是如此。上海相關資源、能力、專業度、素質的冗餘度當然會高一些，正是這些因素讓上海應對德爾塔變種可以做到游刃有餘，但當壓力越過一個更高的門檻時，也會被擊潰，而擊潰之後的混亂類似的。奧密克戎就是一個更高的壓力。

在此可以看出，他認為本輪疫情的混亂，是因量變引發的壓力暴增。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城市數據團”在《 多強的封控政策，才能防住奧密克戎？ 》中估算，在同等的初始爆發條件和防控力度下，奧密克戎的感染力比此前的病毒高出5.82倍，因而目前看到唯一能確保清零的辦法，“就是在第一例病例出現後，立刻採取全城封控”。

現在問題來了：這樣一種做法，在國內其它地方或許有先例，卻正是上海最為排斥的，並堅持到了最後一刻。 3月27日晚宣布劃江封控，但就在前一天，上海防疫專家吳凡仍對外宣稱上海不能封城，而此時僅八天的無症狀感染者就已超過了1萬例。

也就是說，上海此前的模式，在決策優先級上，最看重的是保障這座超大城市的流動性和正常運轉，基於此，在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局面下，以有限的資源來管理疫情不至失控。 “精準防控”並不是因為上海多有錢，恰恰是因為沒錢，深知自身的有限性，竭力避免總動員。

在3月1日的疫情防控發布會上，吳凡還說過，上海無症狀感染者多，這“對個體是好事，對面上防控是巨大挑戰”。這相當於委婉地承認：無症狀是可自癒的輕微感染，對個體傷害不大，但儘管如此，當下卻仍需要防控——甚至正因它毒性低而感染力強，“面上防控”變得更難了。

從後視鏡來看，精準防控前期太成功也造成了後面的大潰敗，因為你太成功就很難去放棄這個策略。

精準防控對付不了Omicron，即便沒有華亭賓館，上海也遲早會被攻陷。因為精準防控的前提是發現及時、快速甄別隔離、病毒感染力相對較低，流調跑在病毒傳播前面，但Omicron的隱蔽性、感染力都極強，使得這些都落空了——如果發現時已經快速傳播開了，那篩查密接是難以想像的工作量，即便可能，也已經失去意義了。

此時，防疫人員就陷入了兩難：他們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完美地兼顧多個目標，而只能在相互衝突的要求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

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結果了：他們起初還是最優先確保上海的開放流動，但隨著感染人數指數級暴增，人力和醫療資源遭到擠兌，此時唯一的辦法就是推行抗原自測、居家隔離，將有限的資源用於救治確診病例和危重症。

然而，這就勢必顧此失彼，無法實現所有陽性清零，也難以阻止外溢。此時就面臨一個決斷：要么全國各地陸續跟進上海的做法，要么是上海跟其它地方一樣一刀切。結果是沒有意外的。

事後有人說：“我們上海人本來都已經躺平了，又被全國人民硬生生扶起來。”語雖戲謔，但卻一語道破真相。是不是“優等生”，每個人判斷不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疫情外溢，上海就無法單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了，只能和全國步調一致。

如果決策過程是這樣，那也表明，上海的防疫原本是著眼於本地視角、醫學視角，但最終卻正因此而導致翻船。因為他們在作出決策時，只考慮如何從醫學上控制住本地疫情，並深信這是科學合理的，但卻沒有充分意識到一點：這種決策的自由度，只有當它不影響到全局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容忍。

醫學專家憑藉其專業，在決策時可以相對靈活，一線醫護人員面對病人也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權；這不像有些基層社區，只管執行，不管死活。然而，如果對專家的考核也是“一例陽性，全院停診”，那麼結果和社區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專家的決策自由度只能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存在，一旦“溢出”，就不是專家能說了算的了。當然，此前上海堅持不封城的最重要理由（“上海是國際大都市，不能封”）其實也是個政治判斷，但這不如說是為了抬出來保全這種有限決策自由的。

前些天在一個群裡，有朋友提到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的名言：“當代價不由決策者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是容易的。”他原本是想說上海人吃的苦不值得，但諷刺的是，有人卻將之理解為當初上海決策失誤，導致外溢，而代價由外地來承受。實際上，更契合當下情形的，或許是這位經濟學家的另一句名言：“最重要的決策是誰來做決策。”

上海模式失敗了嗎？眼下不得而知。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當下強硬的“動態清零”模式，其實和上海的“精準防控”一樣，都基於對資源有限性的認識。

在3月28日之後，“全國馳援上海”的景象，說白了，就是上海資源不足，從全國范圍內調動資源來加碼。然而，全國的資源也同樣有個限度。昨天還有個外地朋友跟我說，現在各地還能援助上海，要是哪天各地都爆發了，自顧不暇，誰來救？

從這一意義上說，現在的做法相當於是上海走到一半，突然掉過頭去重新再走一遍，“上海撐不住，全國來撐你”。然而，就算這次能撐住，仍然沒有走出新路子。一旦全國都陷入上海當初的境地，那麼可能還是不得不走上海走到一半的那條路。

假如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後，能爭取到一點緩衝時間，可千萬別再像之前，白白浪費了一年多窗口期了。

留給我們的時間可能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