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條件

豐縣事件的真相至今撲朔迷離。不僅那位受難女性的身份網上爭論不休，連她為何遭鐵鍊鎖頸的原因也有了不同說法。

在2月10日晚徐州第四次通告之後僅1小時，知名編劇李亞玲在微博上宣稱，她從個人渠道得知了一些“可靠消息”，描述了小花梅從老家云南福貢縣亞谷村到江蘇“走失”後的經歷，最驚人的是下面這段敘述：

大兒子喜歡玩抖音，是他告訴父親董某，可以通過流量來變現，獲取社會捐助。

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董某特意把小花梅帶到了以前的老房子進行擺拍，但一開始的效果並不好。

直到某抖音博主的出現。

在該博主拍攝的時候，小花梅並沒有處於發病狀態，因此沒有拴鐵鍊，是拍攝者發現地上有鐵鍊子，就撿起來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平時鐵鍊子不是一直都拴著的，而是她發病的時候才拴，一家人也不是住在視頻中的那間破屋子裡，而是當地政府扶貧修的四間房子裡）

拍攝者對辦案人員說，這麼做是為了幫這家人得到關注……

這次拍攝的視頻發布後，終於火了……

她宣稱：“我以我當過13年調查記者的職業信譽做保證：信息源絕對可靠！”而底下最高讚的兩條留言也同意這個說法：“這個是目前看見最合理的。”“這個比較有條理，事情的順序也比較合情理，這是這個事情出來後唯一的評論，很多的說法比較主觀性強，這個在邏輯上說得通。”

當然，也不乏有人對這個故事的諸多細節存疑，嘲諷這是編劇的腦洞，進而質問：為什麼這些關鍵信息是一個編劇發出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法律博主楊艷霞發出了許多有力的質問，但卻避開了對“擺拍”說發問；另一位“莊無邪”對李亞玲幾乎逐句質疑，但對“擺拍”，也只是奚落“這個大兒子太厲害了，居然還知道如何玩轉流量”，董某又如何能“無師自通選景和鏡頭語音敘事的章法”。

我發現，幾乎所有的質疑，都是針對李亞玲說法的真實性，但這恰恰也是很多人憂慮的，這兩天就一直有人問我：“如果事件真相果真如此狗血，那我到底應該怎麼看待這件事？”

在更具公信力的調查結果披露之前，我原本並不想特意為此寫一篇，但我意識到，很多人在接受這個說法之後，潛意識裡就覺得此事已經結束了，彷彿追一部連續劇終於看到了自己滿意的結尾，就此“劇終”。這顯露出中國社會的一種潛意識：一旦某件事被默認為“現實”時，人們就失去了對它的批判性反思。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想有必要說說自己的看法。

乍看起來，李亞玲所披露的說法是相當顛覆性的：公眾在視頻上看到的鐵鍊鎖頸，只不過是為了博取關注的擺拍，是一場弄巧成拙的惡作劇。這一敘事似乎消解了“女性遭受的苦難”，倒是契合了當下許多人痛恨的“流量遊戲”。

追問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當然有其價值，但糾結於此，在眼下很可能沒有任何結果，因為就算有更權威的信息發布渠道，最終仍有可能形成“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僵持局面。我並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內幕，但我想強調的是：即便這一說法為真，仍不能洗白罪責，相反，倒更能證明當事女性在家裡是不被當人看待的。

這個說法透露出來的信息是：

• 至少在發病時，小花梅確實被拴鐵鍊；
• 她的悲慘並未得到同情，而是成為家裡利用的工具；
• 一位普通的拍攝者就能撿起鐵鍊子來套在她脖子上；
• 連兒子也不尊重母親，為了流量變現，就樂於配合這樣侮辱母親；
• 雖然並沒有發病，但她不能反抗這種有辱人格的做法，拴不拴鐵鍊不取決於她的意志。

是什麼樣的家人，才能想出這麼可怕的點子？但凡一個人對自己母親稍有尊重，怎能容忍如此對待她？ ——當然，很多人堅信（尤其是今早董某民1998年的結婚證爆出後），還有一種可能：當初結婚證上的女性和被鎖鐵鍊的，已經不是同一個人，所以這個大兒子如此對待的不是生母，而是繼母。但不論身份如何，她受虐待都是不可辯解的基本事實。

從李亞玲的描述來看，她似乎也並未察覺這樣的做法有何不妥，但且不說她也是女性，任何一個人，如果家人跟你說，請頸部拴條鐵鍊擺拍個視頻上傳到網上，你願意嗎？反過來說，一個人的自尊是被打壓到何種程度，才會屈從於這樣的要求？

更驚人的是：包括她家人在內的大多數人，好像都覺得這很平常。這恰恰印證了我在《 豐縣事件：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中所說的，中國社會默認人分三六九等，滲透到了何等深入的地步——這活生生地證明，人們在潛意識裡的想法是：“對待正常人不能這樣，但對待一個社會邊緣人物的瘋女人，那不過就是個玩笑罷了。”

當然，我也知道，有無數精神病患者被家人用鐵鍊拴在家裡，但這齣於無奈是一回事，拿這取樂是另一回事——後者甚至更惡劣。就像很多孩子從小耳濡目染，追打乞丐、瘋子取樂，從未意識到這其中的殘酷，但家人無意識的暴力加上有意識的利益動機，則要可怕得多。我想說的是：無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都無法為此事洗白。

在事件發生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全網聲討的結果只是造成這“一家人四分五裂”，“最可憐的是那個瘋娘，八個孩子，但凡有一個將來出息點，她就晚年有靠了，結果這一點希望也破滅了，就她那個病，送到哪裡去，最後不是被人冷落、淒慘而死？”

微博主“胡斐大俠”也說，他雖然“很不喜歡李亞玲這個博主，但是她昨天的微博讀起來有真實感”，因為“生活中的很多決定，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定，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決定”，在當下，“把楊某俠送到什麼精神病院什麼福利院養老院，不會比留在家裡更好”，“家庭關係一旦建立，除了家屬，沒有人能滿足這個需求”。他強調，像羅翔那樣維護當事人權利的觀點很好，“但那不是生活”。

可以說，這種觀點在中國社會極為盛行，它強調：現實不但不可改變，甚至就是你最好的選擇。大概也因此，這位“胡斐大俠”在2月3日的另一條微博裡又說：

無論男的女的，結婚生孩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長大成人。結婚是長大的量變，生子則是質變。說不結婚不生小孩都是孩子氣。再說直白點就是冒傻氣。至於女拳那套自絕於社會的理論就更不用提了。

但這套理念有一個無法解釋的自相矛盾，那就是：它既認定現實是你的唯一選擇，又堅稱這是你的最好選擇，而從理論上說，既然沒得選，那就談不上好不好。

因此，從邏輯上說，“這是對你最好的”只是為了更好地接受“別無選擇”處境的一種無奈的自我催眠。就像這世上據說有2萬人適合你，但當你無法離婚時，說服自己配偶就是最好的，這多少能讓自己心裡好受一些。

在國內的現實生活中，這常常還不僅僅是一種自我欺騙。律師彭瑞萍在《荒唐的判決：豐縣法院不准被拐女離婚》一文中翻出豐縣法院前幾年的兩份判決書，發現原告都是川渝女，都訴稱是被拐賣來的，要求離婚，但判決都不准離婚，要求女方留下來，“只要雙方互相理解，互相寬容，多為孩子和對方著想，共同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係，仍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我當然也知道，弱者最典型的處境就是缺乏選擇，因而在裁判文書裡，確實也不乏有在被解救後仍然願意留在當地的女性，但這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保障生而為人的最基本權利，二是她們未遭脅迫，自主做出理性的選擇。

這在豐縣事件中都是缺失的。不論是按此前的說法，還是按李亞玲最新的說法，她顯然都未得到家人基本的尊重，無法反抗對自己的歧視性做法，甚至極有可能遭受長期虐待，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有什麼理由認定她留下來可以得到幸福？換作是你，是願意鐵鍊拴頸，還是去福利院？

當說到這“一家人”，建議她“留在家裡”時，首先要弄明白一點：這是她的“家”嗎？不要忘記，當你權利得到保障、受到溫情對待時，家才是一個巢穴，但當你受到家人虐待、束縛時，那它就是最可怕的枷鎖。

反過來說，在她的人格遭受侮辱之後，仍相信留下來對她是最好的出路，這與其說是真心為她考慮，不如說折射出建議者內心的想法：“活著”比什麼都重要，人格尊嚴不能當飯吃，它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

她並不是只有“留下來”和“流落街頭慘死”兩個選項，在調查屬實之後，應當做的是有公立機構妥善安置，保障她應得的權益。可能的話，我相信民間公益機構也多的是願意伸出援手的。如果說此前相應的機制尚未完善，那麼豐縣事件正可以成為一塊試金石。

這並不只關乎她一個人的生活，因為公眾對其共情的基礎，乃在於她所受的遭遇侮辱了人的尊嚴。 1789年，意大利神學家、哲學家Nicola Spedalieri 曾在《人的權利》中提出：人有權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管理社會，任何對這一權利的妨礙都應加以拒絕，乃至採用反抗的方式。

幾千年來，中國人習慣了“好死不如賴活著”，電影《芙蓉鎮》裡的秦書田甚至有一句著名的台詞“活著，像牲口一樣活著”，這在特定條件下不失為堅忍頑強，但這畢竟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形態。

到了今天，我們有理由提出這樣的要求：“把人當人看”是每個人都應得到的對待，這不僅是一種道德期待，更有必要成為一項製度建設，確保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