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事件：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這些天來，一直有人跟我說，你寫寫豐縣事件吧，那個生了八個孩子、被鐵鍊鎖在臟屋子裡的女人太可憐了。

確實，這事看起來善惡分明，足以觸發強烈的情緒共鳴，但也正因此，反倒很難找到什麼角度可深入分析的，而我本能地覺得，這事的發生，應當有更深層次的邏輯。

時至今日，這一事件仍有不少疑點未澄清。 1月28日，當地初步調查後的說明是：當事女性楊某俠1998年8月與董某民領證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兩天后的說法是：此女當初在豐縣與山東魚台縣交界處流浪乞討時，被董家收留。

昨天最新調查進展是：經查楊某俠婚姻登記申請資料中含有“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字樣，已調查確定其原名為小花梅，曾嫁到雲南保山，1996年離婚後，被同村桑某某（女）帶到江蘇“治病”，後在江蘇東海縣“走失”。從警方公佈的情況看，目前還無法認定她是否是被拐賣到董家的，但她的遭遇已足以喚起無數人的同情與恐懼。

圍繞著這件事，其實可以激發許多相關討論，但我發現，最能引起公眾憤慨的兩個話題，一是拐賣/虐待婦女，二是控訴農村的愚昧落後。這樣，2007年上映的電影《盲山》在時隔十五年後，又一次獲得極大關注，因為它正好集中體現了這兩點，點燃了人們對這些社會問題的義憤。

不幸的是，這樣的關注視角也會很自然地有一個附帶後果，因為它會讓許多人產生一種錯覺：這樣的慘事不大可能落到我自己頭上，並且是在一些“愚昧落後”的遙遠角落裡，是前現代的殘餘，只要盡力打擊、開化，就能消滅這類現象。

也因此，很多人（老實說，包括我自己）第一反應是震驚：“這事竟然發生在江蘇！”彷彿這樣落後的現象“本應當”發生在更偏遠的“盲山”才是，但“發達地區”至少是“安全”的。

我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前些天偶然聽到一對情侶的對話：

“你看了徐州那件事了嗎？太難以置信了，那個女人真的太可憐了。”

“你放心，我不會那樣對你的。”

“也該讓你們男人嚐嚐被拐賣的滋味。”

“拐賣我幹嘛？我又不能生孩子。”

這個男生無疑是以一種輕鬆調侃的態度對待這件事，對他來說，女友之所以關注，似乎只是出於對女性處境的共情，但在他看來，女友既不會陷入這樣的境地，他自己更沒有可能。這樣，他人的悲慘遭遇，就此被消解為“吃飽了撐的”才會去關心的一個於己無關的八卦新聞。

即便是關心這些事務的人，有時語氣中也未必包含對當事人應有的尊重。

曾聽人說起一份對農村底層生活的報告，作者是少有的願意書寫這種真實面向的一線社工，但在談到那些貧困的光棍時卻有這麼一句話：“他們娶不起媳婦，只能撿媳婦。”這在無意中也滲透了那種意識：“女人”似乎是一個物件、一個傳宗接代的工具。

前些天，微博上有人談到曾有女大學生被拐賣後囚禁17年，末了感嘆她“這輩子毀了”——這話像是貞操觀的變形，但她的人生怎麼就毀了？雖然不免有心理創傷，但後半生不能有尊嚴地活著嗎？

這次事件發生後，在媒體上普遍將這位受害女性稱為“鐵鍊女”、“8孩媽”、“豐縣生育八孩母親”等等，這種貼標籤的方式固然也是方便指稱的權宜之計，但無疑也是對當事人的不尊重。

作家嚴歌苓也寫了一篇《母親啊，母親》，痛心於“母親”這樣一個偉大的形像在現實中的遭遇，期望那些孩子至少能給生養自己的母親基本的報答。

但我想說的是，這位受害者最基本的身份既不是母親，甚至也不是女性，而是人——不管她有沒有生孩子，是男是女，看到她的處境，任何一個稍具同情心的人都會震驚：“這難道是人過的日子嗎？”

豐縣事件激起公眾對拐賣女性、拐賣如何定罪、女性遭家暴和虐待等問題的關注，這本身當然很有價值，但真正的重點是：即便她不是被拐賣的，她也不應淪入這樣的境地——鐵鍊鎖住脖子所侵犯的並不只是某個個體、某個女性，而是人的基本尊嚴和權利。

雖然此事很極端，但卻決非偶然。我老家在上海遠郊，很多老人在年邁後，被家人趕到樓房邊的小屋子裡，就在那又髒又破的小屋裡。我曾聽到一個老人的女兒當面呵斥：“看你屋裡這麼臟，腳都放不下，沒事我真不想來。”但她也沒想過把老人接到自家的樓房裡去，似乎覺得老母親就該呆在這樣的地方。

鄉下還有一個女孩子，患了精神病後，就被長年關在柴草屋裡。小時候聽說有一家，兒子瘋癲，發作起來會毆打家人，聽說雙腳也被拴了鍊子，關在隔壁小屋裡，我當時不免震驚：“還拴鍊子？”村里人似乎覺得我大驚小怪：“不拴那不就跑掉了？”

後來看電影《朗讀者》，裡面有一個情節：漢娜在戰時曾是集中營看守，在轉移猶太人囚犯時，房子失火，但她卻關上了大門，導致數十人燒死，戰後在法庭上被質問為何關門時，她吃驚地說：“那不關門，犯人就都跑掉了啊！”

這與其說是“愚昧落後”，不如說是“惡的平庸性”——人們甚至談不上“主動作惡”，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反思過，這麼做有什麼不對的。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豐縣事件中，這麼多年都沒有人反映過這件事，那都不需要他們結成牢不可破的黑暗網絡，只不過是被默認的生活現實。

為什麼有人能這樣對待親人？我想是因為，在中國社會中，“人”並不是生來就具備完整、平等的基本權利的，而是需要“掙”來的。

吳飛在《浮生取義》中說，中國人對“人”的基本理解是一個合格的、成熟的個體，就是“能夠有自己的獨立家庭，能夠過正常日子的人”，這樣才被視為“全乎人”，而對那些社會邊緣人，則可以被肆意凌辱：

人們往往不把傻子當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隨便取笑。如果他因為人們的取笑生氣了，人們也不會道歉或愧悔，反而樂於看他生氣的樣子，就像對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樣。

他觀察到，有時會出現一種關於人格的悖謬：瘋子、傻子等邊緣人自殺，就是因為希望被當作正常人對待，“但從當地社會的角度來看，人格卻是有條件的，只有結了婚，有正常家庭，過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義的人”。

也就是說，我們當下或許傾向於認為人與人的權利應當一樣，但這種文化則默認人分三六九等：“全乎人”才擁有100%的完整權利，少數人甚至可能有120%，有超出的特權，而包括孩子、女人等，可能都只有70%的打折權利，他們不能上桌是正常的，等而下之墮入“非人”境地的，那怎麼對待他們都是“合理”的。

為什麼豐縣事件那麼多年，一直沒有政府機構介入？微博上有人譏諷：“當地是連夜成立了派出所嗎？”因為當一件事被默認為“正常”的時，就不會被問題化，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會熟視無睹。

更進一步說，這也折射出另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長久以來，只要沒引發公共糾紛，個人權利保障並不是相關機構的重要職能。就像在傳統時代，預防疾病、促進民眾健康等公共衛生職能不是政府的事，這根本不被認為是它應該管的事。

如果你還不理解，那試想一下這個故事：花木蘭替父從軍，父女一看就不同，為什麼能隱瞞過關？答案恐怕是：官府根本不在意。

宋怡明在《被統治的藝術》中發現，明代福建的軍戶經常僱人“輪替”從軍，官府不是不知道，但只要這一家有人承擔軍務，不妨礙國家治理的目標實現，又何必去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得了。

因此，在豐縣事件裡，公眾反應、當地社會、官方調查，遵循的其實是三套不同的邏輯。這不單單只是“愚昧落後”，也並不只是一次異常事件，似乎不可能出現在我們“正常”的生活裡，而是如果不去保障基於人格平等的完整權利，每個人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境況。

一百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因為他意識到，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某些條件不是被削弱，而是加劇了“人的獸性特徵”。換言之，那並不只是前現代的殘餘，恰恰是在新舊交替的現代化過程中惡化的處境，這首先就需要正視問題的存在，更新我們的意識。

如果以前這些曾被漠視，那麼現在是時候睜開眼睛看看了，因為那並不僅僅關乎他人的痛苦，也關乎我們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列夫·托爾斯泰說得對：“如果你感受到了痛苦，那麼證明你還活著，如果你感受到了他人的痛苦，那麼你才算是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