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花开讲故事
紫藤花开讲故事

紫藤花开,不得不出墙来

比毒教材插圖更可怕的是植入你腦海裡的觀念和真理

(編輯過)
然而,20世紀以來的物理學革命和生物學革命,為我們揭示的世界是一定程度上無法預測的,混沌的、隨機的。不管是教科書,還是其他的書,都會束縛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行為,引導我們的態度和立場,為了不被教科書和媒體以及無數的他人所忽悠,你還得學點邏輯學,學會獨立地批判性地思考。然而,不同於其他國家,邏輯學我們的基礎教育是不教的。


寶媽們這幾天都急瘋了,平日里可以什麼都不關心,可是總有一件事直戳你的靈魂。

我小時候上過一年的幼兒園,也唱過《東方紅》、《北京的金山上》、《我愛北京天安門》、

《讓我們蕩起雙槳》,從小就知道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也是祖國的花朵,哇哈哈呀哇哈哈。

小時候,我就一直很困惑這首歌為什麼會把“娃哈哈”AD鈣奶寫進歌詞裡。 6歲的我,當時真是這麼想的。那時候的“娃哈哈”AD鈣奶簡直風靡大江南北。

長大後,我很困惑為什麼我們這批祖國的花朵長成了祖國的韭菜,這究竟是一片多麼神奇的土地,才會這樣長著長著連物種都變了。

我也很困惑為什麼90年代初的幼兒園裡,老師們教大家唱的歌曲和50年代上幼兒園的那些人是一樣的。

後來我去搜了下,發現現在的孩子們還是會在幼兒園裡唱《祖國的花朵》。

我就更困惑了,祖國的韭菜的後代們又是祖國的花朵了? “我們是祖國的花朵請你要好好愛護我。”歌詞中的“你”又是誰?這首歌是孩子們對誰唱的呢?

我從小很嚮往北京,就因為6歲時唱的歌,《北京的金山上》、《我愛北京天安門》、《讓我們蕩起雙槳》。

在北京火車站的廣場上,18歲的我發現鐘樓的報時聲居然是無字的《東方紅》。

後來,我親眼見到了北京的天安門,看到了城樓上“大救星”的巨幅畫像。

再後來,我看到了海面上倒映著的“美麗的白塔”和四周環繞著的“綠樹紅牆”。

很多年之後,我才猛然發現,我這些充滿童年回憶的歌寫的卻是真正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他的童年。


一年級時,我曾因為不是班上第一批加入少先隊員的而沮喪了很久。

在革命烈士紀念碑前,我是第二批戴上鮮豔的紅領巾的孩子。我曾舉著稚嫩的拳頭,對著死去的英烈們發誓: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出一切力量!

我曾一度以為這紅領巾真的是用鮮血染紅的。 7歲的我,當時真的是那麼想的。

小學語文課本上,有一篇課文,讓我一度在想像自己如果當時被燃燒彈燒著了,會有多麼痛。我曾不止一次地問自己能不能也做到咬緊牙關,抓住泥土一動不動。因為我曾經因為玩火柴不小心燒到了指頭,那種鑽心的灼燒讓我記憶猶新。我曾不止一次做過被火燒的噩夢。

學校走廊上,掛著很多歷史名人和革命*先烈。其中有一位少年,為救森林大火,獻出了自己年僅15歲的生命。我也一度想過,如果自己遇到這樣的突發災難,會不會義無反顧地衝進火海,但是我太怕火燒了,想想都覺得渾身焦灼地疼。

去年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小學生也有軍訓了,而且教官在教一個小男孩用自己的身體撲倒蓋住“手榴彈”。

還有教孩子們實彈演練迫擊砲的,那砲彈炸出來的是黃煙。

我小時候一直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我長大後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和7歲的小學生講共產主義。

初中的《政治課》上,我學到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歷史的進步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學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從低級到高級形態,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再過渡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

高中的《政治課》上,我還學到了辯證唯物主義,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世界如此顯而易見是物質的,為什麼幾千年以來歷史上有那麼多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堅定地以為世界是意識決定的?

直到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位讓我受益終身的黨史系副教授,他在3個學分的“毛鄧三”課上,完全拋開教科書,隻字不提教科書上的真理。他給我們上的第一課,我記憶猶新,是“社會科學不能做什麼?”

結論是社會科學甚至不能說是科學,它只能描述和解釋這個世界,而不是預測甚至改造這個世界。歷史上所有雄心勃勃的偉大的規劃和計劃最終都失敗了,包括人類歷史上那個最偉大的社會實驗。

他給我們講從柏拉圖開始的西方烏托邦的傳統,講高中歷史課本上被奉為神明的凱恩斯主義是如何被哈耶克全面批判的,課後他還推薦了詹姆斯·C.斯科特的《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這節課極大地震撼了我。

哈耶克主張道:“在中央計劃經濟裡,某個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必須決定資源的分配,但這些計劃者永遠都不會獲取足夠的資訊以正確地分配資源,這種問題又被稱為經濟計算問題”。哈耶克認為有效的資源交換和使用只可能經由自由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加以維持。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於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干預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

哈耶克也對英國和美國因為受到凱恩斯學派影響而建立的經濟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認為那將會導致相同的極權主義政府的產生—而這正是凱恩斯學派所極力避免的。

哈耶克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哈耶克認為,只要政府試著以政策來控制個人的自由(如凱恩斯和羅斯福主張的新政),相同的極權主義後果也可能發生在英國(或任何其他地方)。

多年以後,在2022年的上海,當我再次回首哈耶克時,我依然熱血沸騰。

這門課上,他後來給我們回顧了1949年以來的歷史,我第一次知道“三年自然災害”的另一個版本。我還第一次聽說歌裡唱的“大救星”,還“犯了一些歷史錯誤”。他給我們推薦了在香港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


再後來,他給我們講了西方經濟學的歷史,從亞當斯密到新制度學派。

總之,我從小學到高三以來,信以為真的一切真理和歷史都崩塌了,又重新批判地去重構。

現在回想起來,那位老師再那樣講,可能早就被00後的學生舉報了。

教科書不是最重要的,老師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深信這一點。

然而,隨著課堂上的學生舉報老師席捲而來,恐怕以後教科書又是唯一的真理了。

看過《盜夢空間》的人都會對那句台詞印象深刻,“我闖了進去,然後植入了一個觀念,一個簡單的小小的會改變一切的觀念。”

某種觀念或者真理從潛意識裡植入,經過漫長的時間沉澱了下來,他便深深地認為這種觀念是他一直以來自己所認可的,甚至覺得是他自發形成的自己的東西。

“一顆小小的觀念的種子,也會生根成形。它可能成就你,也可能毀滅你。”

還有從小到大徹底的唯物主義思想的教育,看待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然而,正是因為沒有了信仰,不管是宗教信仰還是民間信仰,不管是上帝還是玉皇大帝,閻羅王,當一個人覺得死後什麼都沒有的時候,那麼他做一切邪惡的事都無所忌憚了,因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讓他畏懼,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讓他有所收斂,地獄?不存在的!這也是《卡拉馬佐夫兄弟》裡討論的深刻的主題。

最後,最不易被發現的是我們植根於19世紀物理學的思維定勢,我們的數學甚至還沒有學到17世紀的微積分,它給我們建構的世界是理性的、唯一的、確定的,還停留在牛頓的經典力學的世界裡,好像一切都可以預測。

然而,20世紀以來的物理學革命和生物學革命,為我們揭示的世界是一定程度上無法預測的,混沌的、隨機的。順便說一句,“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現代科學圈子裡也是搖搖欲墜的,有些科學家甚至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智能生命創造論”。然而,它在我們的教科書裡依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不管是教科書,還是其他的書,都會束縛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行為,引導我們的態度和立場,為了不被教科書和媒體以及無數的他人所忽悠,你還得學點邏輯學,學會獨立地批判性地思考。然而,不同於其他國家,邏輯學我們的基礎教育是不教的。

最後,有誰曾經留意過矗立在上海外灘的海關大樓的鐘聲,也是無字的《東方紅》。

40多年來一切好像改變了,一切又都好像沒有變。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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